他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不是应当被下狱问罪的贪官污吏。
他仅是出于人性本能，害怕承担过失的责任，外加一点权力欲，就能在杨钊改变县内现状的途中处处为难，直至要用毁堤淹田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除掉杨钊。
继续推演下去，扶风县贫弱，来县内任职的也基本是进仕无望的贫寒子弟，他们的本性大多不坏，也具备基本的能力，对民众也还算了解和亲近，便已是这幅模样了。
杨钊有理由相信，在这个以门第出身为主要依据的时代里，其他县衙的官吏队伍只会更糟糕。
因为在那里，充斥着大量不学无术、品性顽劣且仗着家世胡作非为的，仅仅依靠门第荫庇而入仕的官宦子弟……
以上种种，最后都转化为沉重的灾难落到普通民众身上，让百姓们不堪重负。
特别是当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整个社会便会陷入动荡。
回想起刚来到这个时代的疑问，为什么大唐正值盛世，安禄山一个边镇节度使发动一次并不算高明的兵变，便能瞬间将这个帝国拖入深渊？
至此，杨钊总算得到了答案。
因为这个帝国从根子上已经病了。
这个根子上的病，并不单单是君王昏庸，或奸臣当道，或枝强干弱，或胡将不臣等某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帝国的运行机制已腐朽不堪，急需变革。
如果不做出改变，任由这种情形继续恶化下去，即便安禄山不反，再冒出来个什么赵禄山、孙禄山，照样能将盛世大唐梦击得粉碎。
杨钊来扶风前，还有第二个疑问，为什么民众身上的赋税会如此繁重？
他也通过近三个月的观察得到了一些答案。
乡绅、寺院、氏族等势力恶意兼并土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朝廷的赋税基本都是农业税，要依据土地而生成，百姓得不到足额的土地，赋税自然便会变得沉重……
可这又不是全部的原因。
因为随着社会稳定，人口总是在增长的，而新开垦的土地的增速是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再加之土地也属于一种自然资源，肥力是随着人们的开垦次数在逐步下降的。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推演，人均可使用的有效土地是一定会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