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烛的光让飞机在穹顶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影子，看着就像是某种生物张开了翅膀。
达芬奇为了发明飞行装置专心观察鸽子挥动翅膀的动作，那本不是人类的眼睛可以捕捉到的。然而不论是因为天赋还是持之以恒的坚持，他做到了，只是他当时和同时代的人认知一样，飞行需要翅膀，不论是蜡做的翅膀，又或者是天使背后的翅膀都布满了轻盈的羽毛，他们需要制造出可以模仿飞禽扇动翅膀动作的机器。
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设计出来的装置复杂又沉重，反而不利于飞行。现代人却都知道飞机之所以能飞起来是因为看不见的空气，它不仅会造成阻力，同时也会产生抬升力，飞机的引擎为飞机提供前进的动力，不过“诀窍”却是机翼上下表面的不均匀设计。而双翼飞机设计成这样是弥补引擎动力不足的问题，飞机的速度不够，于是只有靠增加压力差和机翼面积的方式来解决，等引擎的动力足够了，机翼就变成单翼了。
可是这种飞机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来自由飞行的快乐，反而带来了战争和死亡，一直因为英吉利海峡而躲过了许多战争的伦敦遭到了德国飞机的大轰炸，很多人流离失所，那些坐在飞机驾驶舱里，负责按下按钮投放炸弹的驾驶员可不是从天国来的信使。
Angel的“本职工作”是传递消息的，在希腊神谱里赫耳墨斯也担当着同样的职位，只是他穿的是一双长了翅膀的鞋。
有时这些“信使”不只是传递消息，还有别的任务，比如代表暴怒的堕天使萨麦尔，他顺利完成了带回诺亚灵魂的任务，却因为没有完成带回摩西灵魂的任务，因此被罚而堕落了。
这位蛇形的、有12枚羽翼的天使不可能是诱惑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伊甸之蛇，除非在那时他已经有背叛之心。同样没有完成捕捉莉莉斯任务的三位天使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按照莉莉斯和他们的约定，当她看到有这三位天使名字的护身符时就不会带走这些小孩，于是人们就在婴儿的床边画上圆圈，并且挂着有这些天使名字的护身符保护摇篮里的孩子们的安全。
小孩子很喜欢抓放在眼前的东西，那些护身符成了他们抓取的目标，那三位天使也成了守护天使，就像萨麦尔以前担当过扫罗的守护天使。
没有完成任务只是个借口，造物主早就看到了自己的造物存在与路西法一样的叛逆心，那是不可饶恕的。
同样国王也不会允许不忠于自己的臣子存在，很多“良臣”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野心，篡夺了“主人”的位置，东方有汉献帝和曹孟德，西方有希尔德里克三世和宫相丕平。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国王是没有王冠的，长发就是他们的王冠。丕平派出的“使者”用及其粗野的手段剪掉了希尔德里克的头发，然后这位前国王就被扔进了修道院，任其自生自灭了。
乱臣贼子篡权夺位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曹孟德在世时都没有称帝，是曹丕篡位后给了他帝号，而曹丕用的借口是“禅让”，就像孔子记录的尧舜时期。
不过在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后，曹丕却说了一句话：“尧舜之事，吾知之矣。”
这个以前封建制度没有被打破之前，只存在于上层的秘密逐渐开始被世人知晓，韩非子和魏国史官记载了“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君者也。”
孔子所传说的尧舜禹只是个美好的故事，但绝大多数人是选择相信的，这就给了新的“良臣”篡位的借口。
而关于天使与撒旦大战的故事，也是编制新约的人从别处引用来的。人类擅长创作，文艺复兴时期不仅仅创造了很多艺术品，恶魔学也及其昌盛，只不过那时候的人不敢明目张胆，只敢私下里传播，这些关于恶魔的资料也是以手稿为主，书写的材料也很多，比如用没有受洗的婴儿的皮肤。
一般来说贫穷的、养不起太多孩子的父母把孩子交给有钱人是希望孩子将来能过上好生活，但那些乡下的村妇农夫做梦都想不到那些衣着华丽的“人”实际上买孩子是干什么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类给了吸血鬼“初拥”这个设定是希望自己也可以被转化成吸血鬼，可以和吸血鬼一样美貌而苍白得永生。一开始他们发现世界上真的有吸血鬼时很兴奋，会竭力讨好它们，但是当人们发现崇拜的对象不能给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就会改换门庭，会用已经掌握的关于血液的“魔法”维持自己的青春和美貌。
吸血鬼不再被有钱人需要了，而平民出身的普通的年轻人虽然能提供新鲜的血液，却没法给他们供奉，于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吸血鬼们要靠出租自己的城堡作为恐怖之旅的旅游项目来补贴家用了。
他们在麻瓜世界混不下去才希望回魔法世界，也就和狼人一起向巫师们抗议被歧视的问题了。
对于长期被亚文化影响的麻瓜种来说，他们很难理解吸血鬼为什么会被歧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超自然现象”中的一份子，这导致他们必须把过往的一切认知全部推翻后重建。
如果一个人贫穷、边缘化、不被人接受得活着，类似狼人，长生对他们来说不是件值得被祝福的事，鼻涕虫俱乐部上血尼总是一副厌倦生活的样子，想要并且热爱着生活的人才会希望自己活得久一些，通常这些人都是富豪，至于他们是不是贵族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科学家发明时间机器是希望进行时间旅行，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过去和未来是什么样，活得久确实有可能会看到未来，但活那么老是件很累的事，即便没有病痛的折磨，和你一个时代的人都死了，就你一个人还活着，新一代人们的观念也和以前的人不一样。
在逻辑自洽后人们往往以为自己是对的，这个人时时刻刻都处在解释闭环里，外面的人攻不进去，你说的什么他都不会听，他反而会竭尽所能让你去接受他的那套，直到你败下阵来改变自己，他才感觉到心满意足，享受成功说服别人带来的权力感。
老人花了那么多年建设的道德观和人生观还不如一个年轻人？更何况他的认知确实是正确的？
在政治中有一个术语叫意识形态陷阱，大约在179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他写了一篇关于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数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早期的人口再生产情况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同时存在的，人口的高出生率受到高死亡的抵消后呈现低增长率趋势，而造成高死亡率的事战争、饥荒和瘟疫，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的。
慈善事业和济贫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存在，济贫所为工人提供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仅会抢走其余人的工作机会，其余人的工资也会因为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也就是说济贫所是建立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缩减过剩人口数目，即使指的不需要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容纳这些人，而是让这些人在社会达尔文体制下饿死，减少他们的孩子出生。也正是因为这个论文出现了1843年新《济贫法》，有了这个法律和理论依据，贵族院的老爷们终于可以不用管那些穷鬼，放心大胆得享受生活了，如果这些“真理”能一步一步成为家喻户晓的道理，那么下层的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就会变得更温顺和更守秩序的，并且因为认识到劳动的价格和养家糊口的生存资料问题的解决多半不决定于革命，避免他们被煽动读物影响了。
可惜好景不长，1845年爆发了爱尔兰土豆晚疫病，大量爱尔兰人为了逃荒前往美国，到了1853年从相对人口过剩变成了劳动力不足了。这时泰晤士报就把昔日的“宠儿”马尔萨斯丢到了一边，开始大谈人口不足对工商业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