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孟知祥的提议，王然倒是没有想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给出了一个大概数字，“如今朝廷在酒的专卖上大约有五万贯左右，若是收回藩镇手上的酒水专卖权，这个数字应该可以到十五万贯。若是把酒的价格提高到两百文一斗，这个仅仅酒的专卖收入就能达到三十万贯。”
“三十万贯？真的有这么多吗？”听到这个数字，李存勖有些激动。
仅仅是把酒的专卖权收回来，涨个价，就能增加二十多万贯的岁入。若是再把其他三项专卖权收回来，岂不是国库收入可以翻倍？
目前朝廷的国库收入岁入折合成钱，也就一百多万贯，大部分收入都被藩镇拿去了。但直接去夺权，肯定不行，只能一步一步来。国库收入增加，李存勖的想法就能有机会实现，他自然激动。
“陛下，臣以为收回酒的专卖权即可，若是提高价格，势必会造成物价上涨。”旁边的韩偓有些不敢苟同，便站出来反对。
在大唐初期，一直是轻徭薄赋，但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亏空，大肆加税，课税极重。
“陛下，臣以为正好可以借机打压朝廷境内的饮酒。如今朝廷和伪梁处于战争状态，粮食无疑是很重要的物资，若是大量用于酿酒，势必会影响粮价。
提高酒水价格，不仅可以增加朝廷收入，还能稳定粮价，此乃一举两得。”孟知祥换个一个角度建议道。
的确，从某些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个办法。就像后世烟的专卖，成本几块钱的烟可以卖几十，虽然没能让吸烟的人减少，但的确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仅以烟的税收，基本上就持平国家的军费。
这也是李柷值得借鉴的地方。
提高酒的价格，并不会怎么影响百姓的生活，毕竟此时的普通百姓也喝不起太多的酒，喝酒的大多是中上层人士。提高酒的价格，也是从这些人身上赚钱。
提高酒价不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但若是提高盐、铁、茶的价格，可就不同了。
加上这四项专卖权是否全部收回，也让众人意见不一，因为担心引起藩镇的不满。因为一时达不成统一，只能先搁置，回去都拟个折子，看看各方意见，再决定怎么开源节流。
结束朝会后，李柷也让六名内阁学士各抒己见，李柷虽然心中有些想法，也想听听这些人的建议。李柷的建议很简单，重商，然后加大商税的收取力度，即便是不收回四项专卖权都行。
短期看，或许商税的岁入不如四项专卖权，但长期看却很可观，但也只是可观。
在历史上的宋朝，商税的确占据了朝廷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但这里的商税并不只是所谓大街上开店这些收的税。那种真正的商税只占境内的四分之一的份额，而盐、茶和酒的专卖收入是常规商税的三倍还多。
就如历史上北宋天禧年间的商税及专卖收入情况，其中商税约为550万贯，酒的专卖约为1017万贯，茶为330万贯，盐为340万贯，金银铜总共197万贯，总共2434万贯。
前世网上说北宋每年七八千万贯，甚至上亿的财政收入，不要被这个数字麻痹了，提出了通货膨胀，是要比唐朝好点，但好不到哪里去。宋朝之所以收入这么高，专卖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且税赋很重。
而且这所谓的一贯铜钱，可不等于一两银子。在明朝以前，中国都是银贵铜贱，因为白银产量低，还达不到市场流通所需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