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五口每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居然只有三千钱，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信号：如今的汉室，还处于一个相当贫穷的地步。
为了缓解这个状况，并让汉室尽快走上富强之路，刘弘不可谓不努力。
——先是粮食保护价政策，给农民的收入上了一个安全锁，以保证情况不会更糟糕。
之后的宿麦播种，更是在缓解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同时，让农民收入肉眼可见的翻了一番！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那汉室即便富裕起来，也很难让国家吃到红利——相较于坐拥百亩田的农户，无疑是那些手中动辄数十顷田亩的豪强富户，更容易吃到时代的红利。
等时间久了，即便百姓一点点富裕起来，其收入增长也很容易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反观地方豪强，倒是会实打实的‘身家暴涨’。
而刘弘之所以敢推行这种‘农户可能会小赚，但豪强绝对暴富’的系列措施，便是因为陵邑制度的存在，让刘弘的顾虑，在汉室永远不可能发生。
——刘弘不敢保证，土地兼并在汉室不存在；但刘弘绝对敢拍着胸脯说：只要陵邑制度一直存在，土地兼并就永远不会成为汉室所面临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兼并的越起劲儿，就越容易被地方官员视为‘行走的政绩’。
——对于陵邑迁徙，朝堂对各地政府是有指标的！
满足要求，自然是嘉奖鼓励，超额完成任务更是要升官赏赐，至于没完成任务的，自然躲不过被臭骂一通，甚至丢掉乌纱帽。
而地方豪强所兼并的土地，在豪强被迁入关中之后，大都会被官员吃下，却又并非是地方官员，自此拥有这些土地的拥有权。
想想就知道：某地县令为官三年，在治所置办下千亩良田，任谁都会起疑心。
所以，汉室官员在吃下迁徙豪强留下的田亩之后，会非常聪明的将其贡献出来：陛下你看，臣给陛下赚回来好几千亩田！
官员受贿，自然是良心大大的坏掉了；但要是官员将受贿得到的东西，转手拿去交给皇帝···
嗯，这种感觉，问问乾隆就知道了。
将好不容易吃下的田再送给皇帝，官员心里也不会不舒服——相比起那一点点钱财，得到在皇帝面前的‘露脸机会’，无疑更为划算一些。
更何况那些田亩留在手里，本来就是烫手山芋，随时会让官员沾染‘贪腐’的标签。
反正不能吞下，还不如借花献佛，在皇帝面前露个脸。
也就是说：在地方豪强被强制迁移入关中之后，其留在家乡的田亩，先会被地方官员‘低价购入’，而后献给皇帝，或者说政府，使其成为官田。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豪强留下的土地，最终会由国家掌控其处置权。
而在重新‘抢’回田亩处置权之后，汉室皇帝普遍会有一个十分骚包的操作：授田。
理由五花八门：朕高兴了，朕不高兴了；太后过生日了，太后不想过生日了；朕心疼百姓了，朕不想再心疼百姓了等等，都能成为汉天子授田的理由。
至于授田的标准，也是按照‘谁更穷就给谁发、谁成分好给谁发’为参考。
发现了没？
兜兜转转，百姓因生活所迫而出售的田地，最终又回到了百姓手中！
百姓暂时失去了田亩，收获了一笔不菲的‘田亩出售费’；国家借着授田大捞一笔政治威望！
反观豪强，非但没有凭借土地兼并发家致富，反而将大半身家搭了进去，一声忙碌化作浮尘。
这样的操作模式，使得汉室长期，且随时掌控对社会资源，主要是田亩的‘强制再分配’，将社会矛盾永远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这一切的根本，便是历史上由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制定，最终被元帝那个呆瓜一纸诏令取消掉的陵邑制度。
可以说，陵邑制度的存在，足以支撑汉室打破三百年王朝周期律，使中央集权在神州大地成为常态，并飞速进步到更高级别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