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刘恒弥留之际，曾留有遗诏，交代其身死之后，由太子刘启承继大统，丧葬之事一切从简，坚决不允许大肆操办、宣扬，且不允许陪葬金、铜等贵金属制品。
虽然最终，景帝刘启顾忌孝道，还是将文帝的丧葬后事大肆操办，但随葬物什，却也遵从了刘恒的遗训。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入关中，包括刘邦长陵、孝惠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在内的帝陵都遭到了盗掘、破坏，唯有文帝刘恒的霸陵，让起义军不敢动起丝毫。
更有传言：起义军来到霸陵，看见文帝刘恒的衣冠迎风飘扬时，竟不敢再前进一步，只再三跪拜，掩面而退···
而与刘邦对帝陵‘气势宏伟’，孝惠刘盈‘仓促而掘’，文帝刘恒‘勤俭质朴’的个人风格相比，刘弘对自己帝陵的要求，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陵邑之上。
毕竟刘弘无论再怎么提倡节约，待刘弘死后，儿子还是得出于孝道，大肆操办丧葬之事，汉室‘厚葬之风’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亦或是一封‘先帝遗诏’就可改变。
而陵邑就不同了——将陵邑建成什么样，完全有刘弘自己做主！
在历史上，‘陵邑经济’并没有被汉室历代皇帝所重视，反倒是要修至皇帝死去的帝陵，让国家经济承受了巨大的负担。
可作为后世人，刘弘实在太清楚，类似‘陵邑’这种人工制造的经济热点，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用了。
就拿后世的北上广深来说，除了北京，有哪一个在明清时期，就属于繁华大都？
算起来，估计也就是临海的上海要好一些；明清时期的广州、深圳，和‘经济中心’几乎挨不上边。
即便不考虑这些，后世北京的房价，也足以让刘弘对陵邑提起足够的重视。
作为天子与皇后在死后长眠之所，汉帝陵的位置普遍不会距离长安太远。
高皇帝长陵，北距长安三十五里；惠帝安陵，则位于长陵以西数里，距长安同样不过三十余里。
文帝霸陵，位于长安城以东四十里处的霸水以东；景帝阳陵，位于长安城东北方向四十里处，泾水、渭水交汇组成的三角洲之上。
历史上直到武帝一朝，猪爷将自己的帝陵选在了茂陵，才使得汉室帝陵与长安城的距离，第一次超过一百里。
帝陵距离长安普遍不超过五十里，换算成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二十公里，完全在‘长安郊区’的范畴之内。
而陵邑的存在，就类似于长安城的卫星城池，可以理解为后世的‘开发区’。
距离长安够近，居民组成质量够高，经济实力雄厚，又有政策支持——这样的地方，简直是最好的人造经济热点了！
所以刘弘计划在长安城附近，形成以‘陵邑’为卫星，长安城为中心的经济圈，以促进汉室的经济发展。
至于能用的方式，那简直多了去了——学区房、特供房，乃至于廉租房之类的手段，都能让汉室‘陵邑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
而‘陵邑包围都城’的建设思想，也将使得长安城的压力得到缓解。
或许现在，长安城还能轻松容纳功侯贵族，以及长安百姓，但刘弘很清楚：百十年后，等贵勋功臣、皇亲国戚、宗室子孙人数越来越多，长安城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大。
而作为首都，长安又天然具备吸引天下人杰聚集的吸引力，又使得长安的负担，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会愈发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