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完善相辅相成，有宋一代，由于国家政策对文臣的明显倾斜，文官的地位达到了历史高峰。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军事国防是十分重视的，也会留意军器修造事务。
宋代，儒家士大夫官僚对于军事国防也是十分在意的，《武经总要》的编纂者曾公亮就是仁宗年间的进士，是真正的儒家士大夫，而熙宁变法的主导者，提倡强兵的王安石更是当世大儒。
可以认为，儒家思想对军事国防和兵器修造，起到过有正面的作用，儒家官僚士大夫对于军事技术的进步也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把兵器事务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宋代重视儒学和文化发展，文官待遇优厚，而科举考试所必须的知识是儒家经学，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士大夫即使是重视兵器事务，也仅仅是重政务而轻技艺。
儒家思想一方面对技术从根本上重视不足，另一方面从潜意识里又拒绝变革。作为儒家礼法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和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宋朝，这种原则即所谓的祖宗之法，而严守祖宗之法在实践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期于慎守”，对于改革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面对变革，守旧派会搬出祖宗之法的论调，表示反对变革。
熙宁变法时期，宋廷重视并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建立了以军器监为核心的兵器生产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兵器生产状况，军器监在兵器研制和改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而哲宗即位后，守旧派当政，新法各项措施绝大多数被废除，军器监虽然未被罢废，但也被严格限制。
宋代统治者对于军事政策是矛盾的，即认识到军队重要性的同时，又担心其威胁自身统治而对其加以限制，通过提高文臣地位来抑制武将，形成全社会重文之风，这样的矛盾政策，必然影响军事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发展。
北宋建国初年统一战争之际和熙宁变法时期，朝廷比较重视军事技术，新兵器的研发和民间进献兵器的记载屡见不鲜。
但是由于重文政策的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入仕趋之若鹜，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科举考试上，对于军事技术，纵然不轻视，也不会重视，即使涌现出各类的新兵器，多数也未能投入大规模生产，在实战中的价值也不高。